我是一名居家翻译，职业要求我必须与安静为伴。为了逃离大城市的喧嚣，我特意租了“文榕小区”一套顶楼的老破小。这栋楼一共七层，没电梯，而我住在六楼的602。
房东说，顶楼七楼已经空了快一年了，绝对安静。
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头三个月，我享受到了与世隔绝般的宁静，除了偶尔老旧水管发出的呻吟，再无其他干扰。我一度以为，我会在这里安然度过我翻译生涯的黄金时期。
直到702，也就是我正上方的那个空房间，迎来了新租客。
从此，我的人生，像一块被缓慢浸入盐水的鲜肉，在无人察觉中，悄然变质，直到析出诡异的结晶。
---
那是一个周二的下午，阳光正好。我正在翻译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晦涩著作，恰好写到“芬里尔狼”挣脱锁链的情节。
就在这时，楼上传来了声音。
不是搬家应有的那种混乱、嘈杂。没有工人的吆喝，没有家具碰撞的尖锐，也没有箱子被随意丢在地上的空洞回响。
那是一种沉闷、规律、且极富“质感”的拖拽声。
我该如何形容它？你拖过一张湿透了的厚毛毯吗？或者，一麻袋吸饱了水的沙土？就是那种感觉。它缓慢、费力，带着一种黏稠的阻力，仿佛有人正用一个无比沉重的、湿漉漉的物体，在我头顶的天花板上，艰难地画着一个又一个无形的圆圈。
“嗡……嚓……嗡……嚓……”
声音不大，却像一把钝刀，精准地切割着我的专注力。它穿透了我的降噪耳机，直接在我颅骨内引发共鸣。
我摘下耳机，靠在椅背上，抬头望向天花板。白色的墙皮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许斑驳，但除此之外，一切如常。
拖拽声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，分秒不差。下午三点开始，四点准时结束。然后，楼上陷入了绝对的死寂。
我以为这只是搬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。或许是新邻居在铺设某种特殊的地板，或者清洗地毯。
但第二天，下午三点，那黏滞的拖拽声，准时响起。
第三天，第四天，一周过去……它从未缺席，也从未改变。它成了一个悬在我头顶的、用未知物质构成的钟摆，每天准时摇晃一个小时，不多一分，不少一秒。
我开始无法在下午三点到四点这个时段工作。我会提前泡好一杯浓茶，坐在沙发上，像等待一场审判一样，等待着那个声音的降临。
我开始不受控制地想象。
楼上住的是谁？一个行为艺术家？一个有着古怪偏执症的病人？一个正在进行某种秘密仪式的邪教徒？
每一个猜测都让我不寒而栗，但又都无法完美解释那种独特的、湿漉漉的沉重感。那声音里，似乎还混合着一种极细微的、液体被挤压时发出的“滋滋”声，微弱到几乎让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。
一周后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我打算上楼去打个招呼，顺便旁敲侧击一下。也许对方并不知道这栋老楼的隔音有多差。
我走到楼道里，却发现702的门口，空无一物。没有搬家后应该留下的纸箱，没有门口常放的垃圾袋，甚至连一张新鞋踩出来的脚印都没有。那扇暗红色的木门，干净得仿佛从未有人触碰过。
我犹豫了片刻，还是抬手敲了敲门。
“咚，咚，咚。”
门内，毫无回应。
我侧耳贴在冰冷的门板上，里面一片死寂。没有电视声，没有呼吸声，什么都没有。仿佛这扇门背后，不是一个家，而是一个被抽干了所有空气的真空容器。
也许是人不在家吧。我这样安慰自己，悻悻地回了楼下。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。梦里，我躺在床上，天花板变成了半透明的玻璃。我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，正弓着背，吃力地拖着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形物体，在地上缓慢地画圈。那被拖拽的“我”，四肢绵软，皮肤苍白，像一具浸泡了许久而浮肿的尸体。
我被吓醒了，冷汗浸透了睡衣。窗外，天还未亮。
我抬头看向天花板，就在我卧室正上方，靠近墙角的位置，不知何时，出现了一片巴掌大的、淡淡的水渍。
起初，我以为是老房子的通病，楼上漏水了。这正好给了我一个正当理由去找房东。
我拨通了房东老王的电话。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说话总带着一种不耐烦的油滑腔调。
“喂，小林啊，什么事？”
“王哥，我楼上702是不是漏水了？我这屋顶渗水了。”我顺势抱怨道，“而且他们家最近每天下午都拖东西，声音特别大，您能不能帮忙提醒一下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是老王略显含糊的声音：“漏水？哦……可能是老水管了吧。噪音？人家在自己家里，白天弄点动静也正常嘛。这样，我回头叫水电工去看看，你别急。”
“那您知道楼上住的什么人吗？我想跟他沟通一下。”
“一个怪人。”老王的声音压低了些，“姓什么我给忘了，看着挺斯文的，戴个眼镜。一次性付了一整年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