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坐在椅子上，小口地喝着杯子里的水，我眼睛的余光看到年轻人的黑皮鞋走到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站住，这是一双保持着警戒，防止我突然跳窗或者做出意外动作的皮鞋，我感到滑稽的同时有着强烈的不安，事情或许没有就谈话那么简单。
我在胡思乱想的同时，遗憾晚上和妻子约好的那顿饭算是要彻底泡汤，我手机响了，不用猜，这一定是我妻子打过来的，我刚拿出电话，就被年轻人上前一步阻止，他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对不起，不要接电话。”
我感觉到了自己隐隐的怒气，还没有到那一步吧，我说：“我妻子电话，晚上约了吃饭，在等我。”
年轻人转身去看督查组长，他朝年轻人轻轻地摆了摆手：“让他和家里交代一下。”
于是我接了电话，果然是妻子，我听到她愉快的抱歉：“刚才电话没有听到，不好意思，现在你可以过去接我。直接去餐厅吧！”
“我这边现在有事，晚上我可能回不去，你自己解决。”
我不知道自己该跟她再说些什么，难道说我被组织审查了？我失去了人身自由？现在说好像为时过早，如果谈完让我回去呢？
我的脑子有些乱。
当然，如果她足够敏锐，应该觉察出我告诉她是“回不去”，而不是“不回去”，我相信此刻她的思维惯性，仍然停留在晚上的那场电影。那就暂时不告诉她，先看看情况到底恶化到什么程度，或许这只是虚惊一场。
我打完电话，年轻人轻声而坚决地说：“请把手机关掉。”
我犹豫了一下，选择了关机。
隔了一会儿，老孙推门回来，手里捏着一把钥匙，跟两位说：“小会议室空着。走吧！”
小会议室是分局党委开会的地方，督查组长表示了感谢，于是，四个人往会议室走。从老孙办公室到小会议室，途经穿过办公楼大堂的廊桥，老孙和督查组长并排走在前面，我走在中间，年轻人走在我左边外侧，右边是墙和关闭的门，对我戒备森严。
小会议室保留着上一场会议结束后的模样，那些人似乎刚离开，把我们送进去以后，老孙退了出去，顺便把门带上，临走前，意味深长看了我一眼，是鼓励还是遗憾，我无法解读。
我们又像刚才那架势坐着，我在这边，他们在那边，这暗喻着一场正面交锋的谈话即将开始。
谈话之前，年轻人先是把几扇窗子逐一关上，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，他打开了灯，这样的环境更容易给被审问的一方营造出紧张感和压迫感，如果换成我审问，也会这么干，可惜今天我是反方。接着，他坐到督查组长边上，从一只黑色的档案袋里依次拿出笔和纸，以及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最后取出一只微型录像机对准我，他把笔纸递给了组长，那些笔和纸将会记录我的谈话中自相矛盾的地方。
年轻人打开了电脑，督查组长深吸了一口气，做出准备好了的样子，说：“都是同行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，不浪费时间，怎么样？”
我规规矩矩地回答：“好的，领导。”
“具体情况我就不多作介绍，我们这次分成三个小组过来，是秉承领导意思，我带的这个小组，主要了解黄二案件背后，有没有内部人给他筹谋划策，通风报信，上级有交代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无论涉及到什么人，我们都将会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养奸，这是我给你亮明的一个态度，也是厅领导意见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下看了看我的反应，这是他的第一步策略，政策攻心。
我点点头，等着他的后续。
他似乎对我诚恳的态度颇为欣赏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根据群众举报，包括黄二自己的口供，我们在办理案件中了解到，你们两个不是一般的关系，我希望，就在这里。”他伸出手指往下指了指：“你能把事情讲清楚，讲透彻。”
他把“就在这里”四个字咬得特别重，让我一个激灵，他的言下之意如果“这里”讲不清楚，那就换“那里”去讲清楚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
看样子我得做好无法全身而退的准备。
轮到我开腔，我说：“就我自己观点来看，我和黄二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交往，我不清楚举报群众到底反应了什么，黄二又交代了什么，还请组织代为查清。你们既然找上我了，那就说明有备而来，你问我什么，我都如实回答。”我拿出态度的同时，也表达了自己的不解和困惑。
他耐心地听我说完，接下去说：“既然找到你，就说明不但有问题，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，对于内部的涉案人员，我们比较谨慎，是在掌握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情况下才来找你，在这种的大环境下，还是希望你争取主动，自己找出路，给家人一个交代。”他强调说。
这话说得很重了。
“我一定讲清楚。”
“唔——，政策方面我不多说，你都了解。你和黄二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
“黄二是我高中同学。实际上他不叫黄二，他父亲姓黄，是个赶小海渔民，人家叫他黄儿，时间久了，变成黄二。”我停顿了一下：“如果按时间计算，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。”
“确实不短，将你们认识以后交往的经过讲一遍。”
“从高中开始么？”
“对，能够说明你们关系的细节都讲出来，不要保留。”他鼓励地看着我，期待我彻底打开心扉。
他像一条大鱼，我像一条小鱼，他代表得更高的权威，在他面前，我发现自己和那些被我审查的对象一样，在自证清白的心理驱使下，我向他详细地描述了我和黄二曾经无聊的青春，那时候的黄二瘦得像一根迎风倒的竹竿，机敏灵活，我们去偷农民的西瓜，半夜站在女孩子的窗口前用小石子扔窗玻璃。
他一边饶有兴趣地听着这种无用的介绍，一边点着头，有时候用笔在那张纸上做着笔记。
我说完和黄二认识的经过，等着他发话。
和普通受审人员不同的是，我知道他在说出每一句话的时候在想什么，他也知道我会如何应对他，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，这是同一职业多年训练以后的效果，我知道他问话背后的用意，他同样知道我懂他的用意，此刻是他的主动出击的，我是被动挨打的，他代表了正义，法律的捍卫者，在他眼里我是个变节分子，他要做得是让我尽快交代清楚。
这种双方心知肚明的谈话，倒是省去了不少麻烦。
“你和黄二关系怎么样？”他不轻不重地问。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句废话，但是这句话的答案背后，有两个审问的方向。如果我回答和黄二关系很好，就预示了我心理上对两人关系的认可，我为黄二提供帮助是理所当然的，如果我回答一般或者不好，如果查实我为黄二提供帮助，那就说明背后有利益输送的可能。这句话回答不好，会让自己处于两难境地。
“我们是同学关系。”我谨慎地避开了正面话题。
“高中毕业以后你们一直在联系么？”他顺着我的话进来了。
“没有，高中毕业以后，他没有考上大学，跟他亲戚去南方卖灯泡，我继续读书，那段时间我们中断了联系。”
“什么时候恢复联系的？”
“大概十年以前吧。”
“经过讲一下。”
“具体回忆不起来，好像那一天他上我办公室找我。”
他开始将零碎的口供串联在一起，得出结论：“也就是说，他高中毕业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你们没有来往的，你们恢复联系是他在创办无极运输公司以后，是这种情况吧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这个时候你在哪个部门？”
“我在治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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